備受矚目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于12月19-21日在北京召開。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視經濟下行壓力，指出“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同時，會議提出“要善于化危為機、轉危為安”—類似表述在往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從未有過。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穩中求進’‘穩扎穩打’。這一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延續了這一政策思路。”交通銀行(5.500, -0.11, -1.96%)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指出，2019年中國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依然是穩定經濟增長、減稅降費，此外，“定向松動將會成為2019年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重要抓手。”
此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將2019年定義為關鍵之年：“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以強化逆周期調節為方向，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穩”增長上的作用不可替代，但中國經濟發展的原生動力，歸根結底需要依靠新一輪的改革開放。
強化宏觀“逆周期調節”
在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逆周期調節”首次出現在會議報告中：“宏觀政策要強化逆周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適時預調微調，穩定總需求。”
“當前內外需求都處于下行周期，宏觀政策需要發揮逆周期條件的作用。”連平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指出，會議提到的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等“六個穩”，其目的就在于提振市場信心，保持2019年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
連平進一步指出，2018年備受矚目的財政政策，將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挑起2019年“穩經濟”的重擔。
自今年7月國常會定調“促投資、穩增長”以來，2018年全國財政赤字率目標下調至2.6%，同時將地方政府專項債務的新增計劃提高到13500億元（2017年為8000億元）。據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9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同時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
“2019年，全國財政赤字率預計會上升到3%左右。”連平對時代周報記者指出，財政赤字率的上升將從支出與收入兩項中體現：“一方面，通過擴大財政支出規模，能夠有效提振市場信心，更好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另一方面，將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降低市場主體負擔，促進生產擴展和供給增加。”
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不僅是市場長久以來的呼聲，也是中央決策層這四個月以來一直強調的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大方向。
12月20日，國家稅務總局黨委委員、副局長孫瑞標表示，將圍繞減稅降負深入推進稅制改革，推進增值稅等實質性減稅，對小微企業、科技型初創企業實施普惠性稅收免除，研究推出新一輪更大規模、實質性、普惠性的減稅降負措施，進一步促進稅負公平，鼓勵創新，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好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研究室主任、研究員楊志勇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強調，大規模減稅降費不僅有效優化營商環境的需要，也有應對國際稅收競爭的需要，“考慮到資源的流動性需要減稅降費，現在國際上紛紛提出減稅措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稅費是企業成本之一，所以2019年需要進一步加大減稅降費力度”。
楊志勇強調，在目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進一步減稅降費還要優化減稅方式，更加具有針對性和有效性，“尤其應當采取相對直接的減稅方式，減少獲得減稅資格的約束條件，避免政策上減稅但征管上卻落實不了的情況”。
“增值稅改革已經討論多年了，或許會成為明年減稅的重頭戲。”連平在采訪中提出，通過推進增值稅改革、下調增值稅稅率以及擴大高技術產業投資支出、科技創新研發費用的稅前抵扣優惠，將能夠大幅度降低制造業、零售業和中小微生產企業的整體稅負。
而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看來，減稅降費除了在企業端進行，個人端也應向前推進：“在外部大環境不明朗的情況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強調要擴大內需、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而消費作為擴大內需很重要的方面，就需要財政部門進一步減稅降費，對個人負擔的減輕應當繼續被重視。”董希淼對時代周報記者強調。
貨幣政策不見“中性”表述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定調的貨幣政策更強調“中性”，而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已不見“中性”二字，具體表述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去年是“關注貨幣政策供給總閘門”，今年則強調“松緊適度”和“流動性合理充裕”；去年強調“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今年是“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這或許意味著2019年央行貨幣政策將有所放松，并在“解決好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上發揮主導性作用。“從‘去杠桿’到‘穩杠桿’，意味著貨幣政策已經從偏緊到有所松動的轉變。”連平對時代周報記者指出，該表述基本延續了近一段時間以來的貨幣政策基調，意味著明年貨幣政策保持穩健偏松，流動性將會維持合理適度區間。
自今年下半年以來，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一直備受關注。繼11月上旬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在北京舉行的民營企業座談會后，不到兩個月時間里，多家政府部門與金融機構密集出臺關于幫助小微企業融資的系列政策與措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最重要是把握好松緊適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政策的執行中應當注意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統籌協調好加強金融監管、結構性去杠桿、防風險、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在內的多個目標，從根本上改變流動性偏緊，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局面。
“另一方面，從穩增長的視角看，同樣要采取措施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董希淼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在目前市場流動性已相對充裕的情況下，更重要的是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加大對金融機構的正向激勵，使流動性能夠更有效率地注入實體企業。金融機構要進一步創新產品和服務，加大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點領域、薄弱環節等支持服務。
事實上，今年以來，銀行間市場資金全面改善，貨幣市場利率相比2017年大幅降低：以被視作資金寬松程度DR007（七天回購利率）為例，該數據中樞今年以來下行約25BP至2.6%左右，這一數字甚至多次跌破7天期央行逆回購操作利率。
“接下來的任務，是要將合理充裕的流動性有效疏導到實體經濟領域去。”連平在采訪中對時代周報記者指出，如果不能及時有效地疏導，而讓合理充裕的流動性徘徊在貨幣市場和銀行間市場，就可能會出現類似“堰塞湖”狀態，導致部分流動性進入非實體經濟領域如房地產領域，“盡快疏通好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對于防范融資杠桿上升具有重要意義。”
“近期以來，監管部門已經提出一系列措施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意愿和能力，不少金融機構也正在出臺針對小微企業的扶持措施。”董希淼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如何讓銀行在保持穩健中性貨幣政策和合理流動性的基礎上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政策工具仍有許多可以引導與作為的空間。
“制度型開放”接軌國際規則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明年將以七項重點工作“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會議首次提出，要適應新形勢、把握新特點，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如放寬市場準入，全面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保護外商在華合法權益特別是知識產權，允許更多領域實行獨資經營等。
“過去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大多是依靠商品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流動，并通過更好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來發揮作用。但當前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促數量型開放向質量型開放升級勢在必行。”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指出。
“原來的開放，更多的是資源的優化配置，更注重配置對象的本身。比如商品與要素，要素包括技術、勞動力、土地等。”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白明在接受采訪時進一步指出，這種管理是“就事論事”式的管理，確實是資源的優化配置，但相比這種配置的效率，通過制度型開放管理的企業進出口自由度更高。“未來注重管理規則，在規則里進口什么、出口什么和如何配置都是企業自己的事，都讓企業自己去判斷。從而進一步推動進出口自由度，推動更高水平的、全方位的對外開放。”白明說道。
“從中國加入WTO的經驗看，凡是對外開放比較徹底、積極參與全球資源配置的行業和領域，大都發展較好、競爭力不斷增強。”連平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加大開放力度，不僅能夠“引資”，更能夠“引智”與“引制”，最終體現為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經營效率的改進、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的提高，為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穩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