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以表彰兩人將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引入長期宏觀經濟模型分析框架所作出的貢獻。“他們均設計了新的研究方法，以解決我們時代最基礎、最緊迫的問題，探究如何創造長期持續而穩定的經濟增長。”頒獎詞中寫道。

　　展望2019年世界經濟，“探究如何創造長期持續而穩定的經濟增長”顯得尤其意味深長。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正是由于上一輪經濟全球化存在缺陷，才更需要在推動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中把蛋糕做大、實現更加均衡的發展；正是由于各國相互競爭加劇，科技進步與創新才會加速向前……對中國來說，變局中危和機同生并存，每一個看似“危”的新變革，從新視角看卻往往是新機遇，關鍵在于如何把握。只有順應歷史潮流，積極應變，主動求變，迎難而上，化解危機，才能與時代同行。

　　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之年，做好經濟工作至關重要。

　　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如果僅從短期看，很容易被各種指標波動牽著鼻子走。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關“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鑒往知來、洞察國際國內大勢，深刻把握本質和全局后做出的重要判斷。

　　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主題，經濟全球化雖有逆流，但不會逆轉，隨著我國不斷擴大開放，各國都希望在中國尋找更多發展機遇，正是這些因素有力支撐了決策層有關“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

　　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帶來新機遇，要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中勇立潮頭，構建起面向未來的經濟結構；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帶來新機遇，要在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上取得重大突破，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新的動能和優勢；深化改革開放帶來新機遇，要把改革之路走得更快、開放之門開得更大，以改革開放新突破帶來社會生產力大躍升；加快綠色發展帶來新機遇，要加大生態文明建設力度，推動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帶來新機遇，要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為我國經濟發展營造更好的外部環境。

　　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利用5個新機遇，這就叫“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全球化時代，只有努力調整自己遵照世界通行的市場規則，才能享受市場資源高效配置帶來的好處，沒有例外。

　　統籌“六穩”

　　從2012年起，“穩中求進”就一直是中國經濟工作的總基調。如果說過去中國經濟的信心來自于不斷趕超，那么2019年，穩健的意義尤其凸顯。如何更好地把握穩與進之間的平衡和火候，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同時謀求各項改革的推進，尤需改革的藝術。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9年將“進一步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如何“努力實現最優政策組合和最大整體效果”？必須統籌、平衡這“六穩”。

　　綜觀“六穩”，核心在于穩預期，而穩預期的核心又在于穩信心。

　　信心比金子還珍貴。2019年，中國經濟注定要爬坡過坎，困難是藏不住的。走得艱難時，難免想要回頭，惦記樓市的人不在少數。按照以往邏輯，經濟下行壓力增大，決策層承受不了就會出臺刺激政策，房地產就能迎來新一波利好，但從實際情況看，樓市刺激早已不是政策選擇的優先項，甚至都不是最后的選項。

　　2018年12月24日，住建部召開全國住房和城鄉建設工作會議指出，2019年房地產市場將以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為目標，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住建部部長王蒙徽表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著力建立和完善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堅決防范化解房地產市場風險—“中央定原則、城市定細則”將成為2019年房地產調控的主要態勢。

　　2019年，是消費要挑大梁的時候了。2018年，“雙11”期間的18.82億件快遞，就是中國消費市場實實在在的底氣。而從宏觀經濟政策的角度來說，還需把加快結構調整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進一步釋放國內市場潛力。此中關鍵，就是要讓居民敢消費，讓企業敢投資，減稅于是成為2019年更加積極財政政策的必選項。繼2018年個稅改革邁出實質性步伐之后，2019年將如何“精修細補”，備受矚目。

　　從“去杠桿”到“穩杠桿”

　　從去杠桿到穩杠桿，是2018年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轉向之一。這一轉向將在2019年產生何種后續效應，值得關注。

　　40年前，國會議員賴特·帕特曼曾抱怨美聯儲就像是“爸爸做主的家庭”，而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就是那位“嚴厲的父親”。當年，沃爾克采取收縮貨幣供應、提高利率的方式控制通貨膨脹，和過去數年間中國施行的去杠桿政策有相似之處。

　　始于2016年的去杠桿，終于在2018年下半年轉向穩杠桿。這可能不是什么相機決策，而是出于某種糾偏。可見端倪的是，就去杠桿問題，央行行長易綱曾坦言，前期的一些政策制定考慮不周、缺乏協調、執行偏離，強監管政策效應疊加，導致了一定的信用緊縮—和嚴厲的沃爾克相比，易綱確有“央媽”溫柔的一面。

　　真正迫使宏觀政策在短時間內迅速作出調整的根本原因，其實是伴隨嚴監管的深入推進，監管部門推出信貸緊縮政策等降杠桿措施，導致表外利率急速上升，切斷了杠桿率本就不高的民營企業的資金鏈，打亂了市場正常的去杠桿節奏，引起信用緊縮的惡性循環。

　　2019年穩杠桿，實際上仍是去杠桿的拓展和延續。從大方向看，去是去掉壞杠桿，穩是穩住好杠桿。更加準確的表述則可能是：穩住金融杠桿，去掉國企杠桿。此外，考慮到財政政策方向，政府部門接下來的去杠桿空間似乎也有一定局限。從這個角度來看，2019年，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將如何表現？民企能否從根本上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難題？都取決于穩杠桿的藝術。

　　走過極不平凡的2018年，擁抱新起點上的2019年。

　　40年來，改革之手刪繁就簡，極大降低了制度成本；開放之手送往迎來，極大增加了中國資源要素的全球化收益。著眼未來，中國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依然需要沿著這一歷史前進的邏輯不斷向前邁進。等待短期壓力的漲落之時，恰是深耕長期結構性機遇的希望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