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的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論壇上，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張威所作的演講，或可成為企業“一帶一路”的投資指南。
當前，“一帶一路”沿線市場的投資和貿易熱度幾何？國內企業想到“一帶一路”沿線淘金，應該從哪些趨勢和領域把握機遇？又有哪些風險需要警惕和規避？
從2013年提出倡議至今，“一帶一路”概念逐步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謀劃“走出去”淘金，但對”一帶一路“了解的不夠深入，制約了許多人的行動步伐。
不過，4月18日的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論壇上，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張威所作的演講，或可成為企業“一帶一路”的投資指南。
貨物貿易規模達萬億美元左右
首先，大環境上，經過幾年推進，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機制、平臺支撐等各方面軟硬條件是否更為成熟了？這幾年“一帶一路”沿線投資貿易是否有升溫？
上述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張威表示，從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至今，她感覺最大的變化就是合作機制越來越完善，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共識層面，我國努力推動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發展戰略對接，截至2018年底，中國政府先后與122個國家、29個國際組織簽署了170份國際合作文件。
此外，完善雙邊經貿合作機制，目前中國與絕大部分“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均建立了經貿聯（混）委會機構，這讓中國跟“一帶一路”國家在很多領域的談判變常態化、機制化。
同時，我國大力推動與多邊及區域機構對接合作，這主要表現在充分利用現有多邊及區域合作機制，加強與相關國際組織和區域組織的溝通上，如上合、東盟。
最后，我國還逐步擴大第三方合作，截至2018年底我國已與日本、法國、韓國、英國等國家正式簽署有關第三方市場合作諒解備忘錄或共建“一帶一路”的聯合聲明。
“這些第三方市場合作解決的是什么呢？”張威說，比如中韓間在工程承包領域，各有各的優勢，韓方企業可能優勢在設計和堅定，而中國企業的優勢在施工。
上述合作機制的完善，自然帶來了投資貿易的升溫。
張威說，5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貨物貿易穩步擴大，服務貿易亮點頻現。2014-2018年，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貨物貿易規模基本保持在1萬億美元左右的水平，占中國貨物貿易總值的比重始終維持在四分之一以上。2018年分別約為1.27萬億美元和27.4%。從服務貿易來看，近年新興服務貿易的發展非常快。
投資也是如此。2014-2018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超過900億美元，年均增長6.2%，而2014-2017年，沿線國家對中國投資額總計331.5億美元，注冊企業超過1萬家，并且絕大多數投資來自于東南亞地區。
熱門投資領域是什么？張威介紹，2014-2018年，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由841.7億美元增至1257.8億美元，年均增長8.4%；完成營業額由640.5億美元增至893.3億美元，年均增長6.9%。二者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和完成營業額比重始終保持在40%以上，2017年和2018年甚至都超過50%。
此外，張威介紹，近年，形式多樣的合作平臺和穩步推進的中歐班列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亮點。截至2018年底，中國在沿邊省區設立了17個邊境經濟合作區和2個跨境經濟合作區；中國企業在沿線24個國家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82個，累計投資364.8億美元，入區企業近4000家，上繳東道國稅收超過20億美元，為當地創造24.4萬個就業崗位；中歐班列運行線57條，涉及國內56個城市，連接15個國家49個城市。
這也相當于為更多企業參與“一帶一路”投資貿易提供了基礎和便利。
政策機遇和市場機遇疊加
基礎有了，機遇在哪里？
張威表示，今天中國企業“走出去”到“一帶一路”，主要有兩方面機遇。
一方面是政策機遇，但她補充，中國與“一帶一路”所有國家的合作都是協議開放，也就是針對任何一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開放措施是要基于與對方有自貿協定才行，所以在不違反WTO規則情況下，我們的政策機遇不是因為單獨給了“一帶一路”國家，而是所有政策在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時會有更多的傾斜和重點考慮。
貿易方面，張威表示，政策機遇主要可以從4個方面進行把握：
一是創新方式，擴大出口。按照建設成為貿易強國的總體目標，我們正在積極推動在“一帶一路”沿線上的新業態和新貿易模式的發展。
二是擴大進口，促進平衡。這與我國作為一個開放大國的要求一致。當然，現在還面臨著沿線國家真正能對中國出口的產品有限的問題，比如部分資源產品涉及到對方國家的出口額上限，擴張幅度有限。此外，沿線國家產業基礎相對較弱，中國真正能從對方擴大進口規模存在一定困難。這也是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上貿易和投資同步推進的考慮。
三是發展服務貿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跟我國傳統服務貿易增長較好，但還有一些領域有待突破，無論是專業服務還是中醫藥等，其實在沿線國家都有很好市場。
四是推動貿易便利化。這對雙邊貿易往來非常有幫助，比如中國和哈薩克斯坦之間因為實現貿易便利化，哈薩克斯坦農產品(6.270, -0.02, -0.32%)到中國能節省90%的時間。
投資方面，張威也表示，可從4個方面把握政策機遇：
一是我國重點要在“一帶一路”沿線引導合理布局。
二是作為政府提供的公共支撐，我國會在“一帶一路”沿線的互聯互通項目上下大力氣，為促進經貿合作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三是創新方式，比如境外經貿合作區的建設等。
四是防范保障，我國將加強有關機制建設，推動中國企業去“一帶一路”沿線投資時，會通過簽署投資保護協定、避免雙方征稅協定以及各種預警和信息服務來推動企業走得更好。
此外，張威說，援外亦有政策機遇可供企業把握，未來對“一帶一路”沿線援助與投資、貿易間將有非常好的聯動效應，對外援助也會不斷創新模式，以及優化結構，除民生外，還將會通過援助助力對方產業成長，并且將實行一國一策的差別化政策。
張威還說，區域合作上，我國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建設自貿區網絡，通過深化多雙邊和自治區經貿合作，為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的發展創造更好的便利條件。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上的市場機遇亦十分廣闊。
張威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人口規模約60億，經濟總量達39萬億美元，發展潛力巨大。這主要表現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目前普遍產業基礎較弱，可能基本產業體系都沒有健全；市場潛力較大，未來會有較好增長前景；越來越多的沿線國家樂意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便車，合作意愿較強。所以從市場角度來看，機遇是有的。
中國企業國際化發展能力待提升
當然，風險也不可避免。
針對外部宏觀風險，張威認為，主要是政治、法律、財務、社會、輿情、模式、合規和債務等方面，并且“不僅在‘一帶一路’沿線，實際上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整體面臨的風險”。
比如，法律風險層面，中國企業對對方的法律體系是否了解？此外，目前我國跟一些沿線國家的投資保護協定有一些內容還比較落后，還不能很好滿足現在投資發展的需求。
模式風險方面，張威說，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50%左右是承包工程，而且現在推行建立一體化模式，這非常容易被對方認為涉嫌壟斷、關聯交易等，模式上要創新。
社會風險方面，則包括如何與勞工組織、工會打交道的問題，同時企業在國內可能也會面臨著勞務派遣和勞務派遣公司的經營也還存在著一定不規范的問題等。
不僅如此，張威還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風險，也存在于企業自身國際化發展能力上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大部分企業“走出去”時還有想當然成分，容易生搬硬套國內思維模式；“重上層、輕民間”現象嚴重，會重視跟當地政府打交道，而不重視跟當地民間打交道；文化的水土不服現象也會引致一系列其他問題。
不過，并非沒有辦法可以應對風險，演講中，張威“分享了幾個實用的辦法”：
第一、用好用足政策。張威說，除中央層面，幾乎所有省份都有各自的高招，問題是企業可能不一定非常了解，所以建議企業“走出去”時尤其是去“一帶一路”沿線發展時，多解中央和地方在科技、人才、資金各方面扶持政策。
第二、從企業角度來說，要提升國際化發展能力。中國企業走出去有六大方面特別關鍵的能力：國際化戰略規劃、國際化人力資源、國際化治理、國際化風險管理、國際化品牌和國際化企業社會責任。這些都完全不同于國內企業的經營，包括組織架構要重建等，中國企業未來在國際化發展的道路上走遠走長走好，必須具備以上能力。
第三、借力投資平臺。比如，境外經貿合作區就能給“走出去”的企業帶來諸多好處，包括完備的基礎設施、“一站式”的服務，可節約成本。此外，優惠政策上，單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去談可能比較困難，但借助平臺較易獲得免稅、減稅等方面政策。同時，平臺還在保稅服務、專業中介服務等方面對“走出去”企業提供了諸多便利。
第四、中國企業“走出去”要做好“六個務必”。張威說，這是從諸多企業發展過程中的教訓總結得出：一是務必找一個專業咨詢機構對目標市場營商環境進行專業分析；二是務必廣泛咨詢各級政府、各個機構，了解對目標市場各層面分析和政策；三是務必對整個項目進行可行性分析，評估風險；四是務必調查合作伙伴；五是務必到中國駐東道國經濟商務參贊處報道，這可能很大程度上能規避你在當地投資發展面臨風險，甚至了解到你不了解的當地國家發展的更多機遇和政策；六是務必建立專職的風險管理和應對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