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國民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發生了系統而又深刻的變化，要求我們貫徹新發展理念，從根本上轉變發展方式，從以要素投入增長規模擴張為主要推動力的高速增長模式轉變為主要依靠創新帶來的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拉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方式。這種發展方式的轉變要求以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為重要驅動力，通過效率提升和結構優化，有效提升潛在經濟增長率；同時，通過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使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經濟增長率在長期發展過程中保持協調，從而實現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等宏觀經濟目標間的均衡。
經濟失衡的新特點要求轉變宏觀調控方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總的來看，當前我國經濟仍處于“三期疊加”階段，總需求疲軟與供給側要素成本上升交織在一起，潛在經濟增長率水平發生歷史階段性變化，宏觀經濟失衡具有新特征。
從經濟運行的微觀層面看，多方面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凸顯，實體經濟與金融部門的結構性矛盾、實體經濟內部供求間的結構性矛盾等疊加交織。需求疲軟帶來的經濟下行風險與成本上升形成的潛在通脹壓力并存，“雙重風險并存”的特點使得傳統的需求管理產生了嚴重局限。由于與“雙重風險”所要求的總量政策方向相反，甚至互為代價，因此宏觀經濟調控的重點不能繼續集中作用于總需求。對于總需求管理而言，在“雙重風險并存”的失衡條件下，既不能全面擴張（財政和貨幣政策雙松），也不能全面緊縮（財政和貨幣政策雙緊），進而供給管理成為宏觀調控的必然選擇。
宏觀經濟政策作用的重點和宏觀調控方式必須發生轉變：一是必須根本轉變傳統的以總需求為宏觀調控重心的格局，而轉為以總供給為宏觀調控的重心；二是必須根本轉變宏觀經濟政策單一同方向的調控（針對總需求的全面擴張或全面緊縮），而轉為“松緊搭配”的反方向政策組合，并且需要根據經濟發展的變化，松緊適度調整；三是在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努力構建和完善“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為實現有效的宏觀調控創造良好的體制條件。需要注意的是，對于正在把改革創新不斷推向深入的中國而言，制度變革本身就是宏觀調控手段和方式的一部分，體制機制的完善會對宏觀調控的方式和有效性產生深刻影響。這一點尤其需要我們重點把握。
重點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轉變發展方式的根本在于轉變傳統的以要素投入、規模擴張為主要推動力的高速增長模式，使之轉變為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為主要推動力的高質量發展模式。
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首先需要確立新的發展理念。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并強調，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由社會經濟活動各個環節、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相互關系和內在聯系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要建設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建設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建設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建設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七大體系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既是構建七大體系的客觀要求，也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應有之義。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相應地，落實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亦成為宏觀調控的根本遵循和工作主線。
之所以需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一是如前所述，在以總需求管理為重點的宏觀調控方式產生局限的情況下，需要調整為以供給管理為重點。二是我國現階段宏觀經濟失衡的深層原因主要集中在供給側，并且主要體現為結構性矛盾。
就潛在的通脹壓力而言，主要是成本推動的壓力。而潛在的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根源，就在于供給側的要素成本的普遍上升，而生產者效率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相對滯后，難以消化成本的上升；創新力不足，難以根本改變投入產出結構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就經濟下行的風險而言，表現出來的首先是總需求增長乏力，但就內需疲軟而言，其根本原因在于供給側。從投資需求看，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創新驅動不足，結構升級受限，因而缺乏有效的投資機會。事實上國民經濟中的貨幣供給量并非不足，社會直接融資規模的增速也較快，我認為，投資需求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需求側的貨幣和資本供應規模大小，而在于供給側的有效投資機會缺乏。從消費需求看，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供給側的國民收入分配失衡，導致全社會消費傾向難以提高；同時，供給側的產品質量、品種結構等不適應人們需求的變化，抑制了人們應有的消費力提升。事實上從需求角度看，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始終高于經濟增長速度，因而不能把消費需求增長乏力歸結為居民有效需求增長速度滯后。
進一步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于需求側的宏觀調控，其政策的直接作用對象是生產者，包括勞動者、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集合、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集合、產業與產業之間的集合、國民經濟供給體系。針對生產者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相關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生產者的競爭力。短期重點在于降低生產者的成本，采取諸如大規模減稅降費、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等舉措；長期重點則在于提升生產者效率，包括提高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通過加大人力資本積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推進改革，提高市場競爭的充分性和公平性，提高企業資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競爭力。與此同時，還要努力實現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的統一，以“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為重點，從提高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企業競爭力入手，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而全面提升生產者效率。
必須堅持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如何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中，推進宏觀調控的創新和完善？關鍵在堅持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穩”重在經濟增長要穩。一是要避免經濟增長出現大起大落式的波動。二是要保持適度的增長速度以適應就業目標的要求。一般而言，經濟增長速度的高低與失業率之間存在深刻的聯系。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進一步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穩增長的重要社會經濟政策目標即在于穩就業，中央將“穩就業”放在“六穩”之首，擺在突出位置，是保證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特別是對于周期性失業而言，其主要原因在于總量增長的周期性波動，因而以逆周期的宏觀調控來推動經濟增長穩定性提升，具有重要意義。三是要適度控制經濟增長速度。一般而言，經濟增長速度快慢與總需求變化以及與通脹水平變化之間存在內在聯系。穩增長必須同時防止高通脹，不能嚴重脫離潛在經濟增長率的約束，盲目過度刺激經濟擴張。四是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的宏觀調控目標，需要宏觀經濟政策之間有機協調，特別是使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之間協調配合度提高，同時還要提高政策效率，根據宏觀經濟態勢變化實現松緊適度，使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等政策目標相互協調。
“進”重在通過深化改革克服供給側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一是要鞏固“三去一降一補”的成果。二是要持續增強企業活力。雖然我國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取得顯著進展，民營企業活力也有所提升，但絕對水平并不高，其自身的創新力還不強，在產權保護等方面仍有待不斷改善，我們還需要在加快形成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公平開放統一高效的市場環境和公平經營的法治環境上下功夫，從而更好激發企業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三是要繼續提升產業鏈水平。雖然新的產業集群不斷成長且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速度加快，但是總體而言，產業創新力仍需不斷加大。要注重利用技術創新和規模效應形成新的競爭優勢，通過增強原始創新能力、提高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等舉措，培育和發展新的產業集群，推動提升產業鏈水平。四是改善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提升宏觀經濟政策效率，疏通貨幣和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要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打破行業壟斷、進入壁壘、地方保護，增強企業對市場需求變化的反應能力，進一步提高市場競爭的充分性和公平性，同時以法治化方式保障市場健康發展和公平競爭，規范政府行為，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推進改革，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預，以保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市場化和法治化方式推進，使宏觀調控切實建立在市場化和法治化基礎之上。只有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才能更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激發生產者活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總之，“穩”與“進”之間存在內在的有機聯系。“穩”是“進”的前提，沒有“穩”就不可能具有“進”的宏觀經濟條件；“進”是“穩”的根本，沒有“進”就不可能具有長期“穩”的經濟增長基礎。堅持“穩中求進”，要求在宏觀調控上把總需求管理與總供給管理、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控、短期增長與長期發展、政策調整與體制改革等方面統一起來，這種統一是提高我國宏觀調控水平和質量的重要條件。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