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冶金報 中國鋼鐵新聞網
記者 樊三彩 報道
2020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向世界做出實現“雙碳”目標的中國承諾。這一承諾成為我國鋼鐵及有色金屬工業“雙碳”工作的目標指引，兩大行業快速推動“雙碳”工作，有關方案及路線圖相繼制定。
與此同時，歐盟在2020年9月份將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寫入《加強歐洲2030年氣候目錄》文件；2021年3月份，歐洲議會首次表決通過了CBAM草案；2022年6月22日，歐洲議會頂著中國和眾多國家的不同意見，通過CBAM法案修正案，將電力、鋼鐵、鋁和化肥作為首批納入行業，確定2023年—2025年為過渡期；2023年10月1日，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過渡期實施細則正式生效。
由于我國鋼鋁產業多次發表對歐盟碳關稅的不同意見，2023年11月16日，歐盟委員會稅務和海關同盟總司長杰拉西莫斯·托馬斯到訪中國，邀請鋼鐵和有色協會等中國工業團體負責人，在歐盟使團大使官邸就歐盟碳關稅進行了一次面對面的專題交流會。
據《中國冶金報》記者了解，鋁行業目前已經確定了相對明晰的碳關稅應對措施，并引起歐盟有關方的討論與重視。鋁行業將采取哪些應對措施？這些措施對鋼鐵行業有哪些借鑒意義？為了探究具體的應對措施，1月24日，《中國冶金報》記者采訪了鋼鐵行業老兵，原上海寶鋼集團副總經理，現任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會長葛紅林。
《中國冶金報》記者：您如何看待歐盟碳關稅？碳減排有何更為有效的路徑？
葛紅林：在今年歐盟通過的CBAM法案中，歐盟擬征收碳關稅的鋼鐵、鋁等產品，大多是高能耗產品。由于產業階段和分工的不同，在歐洲等發達國家工業化初期，發達國家是這些產品的主要生產者，但當時沒有所謂的碳關稅制度對其進行制約，肆意享受著免費的碳排放。如今，發達國家反過來用碳關稅來制約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無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和現實。
歐盟擬實施的CBAM法案得到了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的支持。但是不能否認，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全球產業分工調整，高能耗產品的生產地由發達國家逐步轉移到成本更低、資源能源要素優勢突出的發展中國家。西方發達國家由傳統制造業向高端產業及服務業轉型，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原材料進一步制造高端產品。
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發達國家加快了高能耗產品的產能轉移，導致發展中國家紛紛投資建設了高耗能的產業項目，如鋼鐵、多晶硅、電解鋁、石化項目等，其中大量產成品出口到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在享受發展中國家提供的高能耗產品的同時，卻對產品的生產者征收碳關稅，這是有失公允的。歐洲實施CBAM的實質是發達國家打著減少碳排放的旗號來保護歐洲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是一種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我認為，更為有效的做法是，消費端應與生產端一起承擔全球碳減排責任。在生產國積極通過技術進步、優化布局減少碳排放的同時，歐盟等發達國家應加快回歸高能耗產品的生產，對內轉變消費方式，減少對高能耗產品的需求，同時積極履行消費者責任，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高能耗產品的生產技術水平，并給予一定的補償。
《中國冶金報》記者：聽聞鋁行業已經協商確定了明確的碳關稅應對措施，歐盟有關方圍繞此專程與您進行了會談。能否請您介紹一下鋁行業的應對思路及措施？
葛紅林：歐盟對我國鋁產品征收碳關稅，將增加我國企業的出口成本，影響雙方的國際貿易。對此，我們據理力爭、積極應對，引起了歐盟方的重視。2023年9月3日，在服貿會期間，我同歐盟及與會代表進行了交流。2023年11月9日，歐盟委員會稅務和海關同盟總司長杰拉西莫斯·托馬斯到訪中國，歐盟駐華使團大使庹堯海邀請了有色金屬工業協會等中國工業團體負責人，在歐盟使團大使官邸進行了專題工作交流的晚餐會。
我們的基本應對思路為：對外，堅持鋁材及制品高水平出口；對內，變壓力為動力，進一步加大綠電使用和節能減排的力度。我們主要確定了以下3條應對措施。
第一，盡快提高我國電解鋁的綠電比例。雖然，歐洲將廉價的水電優先配置給落后的電解鋁生產企業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技術改造動力，導致歐盟電解鋁生產工藝水平整體上落后于我國，但歐盟的電解鋁卻有了“綠電”的標簽，讓我國部分煤電鋁企業處于被動局面。雖然我們不能要求全部配備水電、光電、風電等綠電，但要因企因地制宜，進一步提高電解鋁的綠電使用比例。
第二，出口歐盟鋁材盡可能采用綠電鋁。目前，中國電解鋁綠電比例已經超過25%，產能規模約為1000萬噸，完全可以滿足歐盟市場對于綠電鋁的需求。各出口企業主動對接上游，利用好中國有色金屬綠色產品評價中心綠電鋁交易平臺，確保出口歐盟鋁材盡可能采用綠電鋁。
第三，堅持高水平高質量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電解鋁的大規模生產起源于歐洲，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歐洲加快了高能耗鋁產業的產能轉移。以2022年為例，歐盟凈進口未鍛軋鋁291萬噸，凈出口鋁材129萬噸，由此可見，歐盟并不缺鋁材。我們出口歐盟的產品要立足綠色化、高端化、高附加值，堅持高水平出口。
其中，前兩條措施引起了歐盟的重視，他們表示將開展進一步討論。像這樣的雙方交流，我認為應更多地開展。企業、行業和政府有關部門，也要發揮各自優勢，同頻共振、積極應對。
《中國冶金報》記者：您在鋼鐵行業工作10余年，對于鋼鐵行業的情況想必也十分了解。關于歐盟對我國鋼材征收碳關稅的做法，您有哪些看法或建議？
葛紅林：世界鋼鐵協會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凈出口鋼材5100萬噸，歐盟凈進口鋼材2200萬噸，中國和歐盟分別為全球鋼鐵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一大進口地區。
從碳排放的角度來看，長流程煉鋼比短流程煉鋼的碳排放量要高。目前，在中國鋼鐵生產中，以電爐煉鋼為代表的短流程煉鋼比例為10%左右，低于歐盟的43%，也低于全球28%的平均水平。
據測算，2021年，中國長流程鋼企碳排放量約為16.7億噸，噸鋼碳排放量為1.8噸，其中約70%以上來自煉鐵系統。中國短流程電爐煉鋼的碳排放量約為7500萬噸，噸鋼碳排放量為0.68噸，其中53%來自生鐵、31%來自電力消耗；而全廢鋼電爐企業噸鋼碳排放量為0.36噸，約75%以上來自電力消耗。
因而，從工藝流程的角度來看，歐盟對鋼材征收碳關稅具有4個方面不合理性。
一是歐盟如果以短流程鋼材產品的碳排放量為參照，征收長流程鋼鐵產品的碳關稅，這一定是不合理的，至少應當區分生產流程來征收碳關稅。
二是歐盟如果以長短流程鋼鐵產品生產的平均碳排放量作為參照，征收中國鋼鐵產品的碳關稅，則涉嫌保護歐盟區域的落后產能。原因在于，近10多年來，中國鋼鐵工業通過大力推動科技創新、節能減排，噸鋼能耗指標持續優化，2022年噸鋼能耗（551千克標準煤/噸）較2013年（592千克標準煤/噸）下降了41千克標準煤/噸，中國許多長流程鋼企的噸鋼能耗優于歐盟的同類型企業。
三是歐盟進口中囯鋼材，其實內含著中國煉鐵過程的碳排放，從某種意義上講，歐盟應購買其中的碳排放。
四是歐盟當前的短流程工藝原料主要來源于多年長流程工藝積累的廢鋼及進口鋼材再生廢鋼，如果征收碳關稅影響到歐盟鋼材進口，也會出現反噬。
因此，我認為，針對該法案的不合理性，我囯鋼鐵和鋁行業相關企業應積極行動起來，絕不能逆來順受。鋼鐵和鋁行業絕不能認為我國對歐盟出口的鋼鋁產品總量呈現下降趨勢，而且占比也逐年縮小，可以通過向其他國家出口來降低歐盟碳關稅的影響。其實，這是一種危險的認識。可以預見的是，歐盟對鋼鋁材料征收碳關稅一旦得逞，必將像“碳足跡”一樣擴大范圍，蔓延到含鋼鋁材料的其他商品貿易。此外，種種跡象也表明，一些發達國家已開始效仿歐盟碳關稅，制定本國的碳關稅政策。我們只有據理力爭，積極在制定國際碳規則上下功夫，才能維護我國鋼鋁產業的合理利益。
《中國冶金報》記者：據我們了解，有色金屬行業的鎂產品比鋁產品能耗更高，鎂為何沒被納入歐盟碳關稅首批覆蓋范圍？
葛紅林：當前，中國是原鎂出口大國，采用皮江法生產的原鎂全部采用化石能源，按原鎂能耗標準2級測算，噸鎂能耗達4噸標準煤，折合二氧化碳排放量近10噸，遠遠高于采用水電生產鋁材的碳排放量。而歐盟消費的原鎂幾乎全部來自我國。
2022年，歐盟原鎂消費量約為22萬噸，我國出口歐盟的鎂產品總計19.65萬噸，占歐盟消費量的89.3%。2021年，因國內實施能耗雙控政策，我國原鎂出口受阻，引起了歐盟的恐慌，并照會中國有關部門，要求予以供應保障。
事實表明，當歐盟找不到進口替代品的高能耗原材料時，即使碳排放量再高，歐盟也不會征收碳關稅，可見其選擇性之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