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冶金報》刊載了一系列關于日本、韓國、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在粗鋼產量達峰后，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應對危機挑戰、破局“內卷”之道的文章。總體來看，有效的產業政策、持續的技術創新、優化的產品結構、深度的市場耕耘是鋼鐵企業應對行業下行周期挑戰的核心策略。與此同時，應對鋼鐵行業低谷、破除“內卷”，還需要發揮政府、行業、企業三方共同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有效的供需對接、價格管理等機制。在這方面，日本鋼鐵行業早期開展的一系列努力特別是“公開銷售制”值得研究與借鑒。
日本鋼鐵行業早期應對供需矛盾的價格管理機制演變
從早期來看，日本鋼鐵行業應對供需矛盾的價格管理機制主要經過了以下歷程。
第一，推行“統制”價格。
二戰后，日本面臨物資匱乏、供需矛盾尖銳等困境，1945年—1951年，日本政府對鋼鐵產業實施了統制管理，出臺了《物價統制令》《臨時物資供需調整法》《指定物資分配手續規程》等一系列管控政策，鋼鐵產品由政府統一分配，主要產品由政府指定包銷。同時，日本政府為鼓勵鋼鐵產業快速發展，還動用巨額財政補貼支持鋼鐵企業復產、擴產，并給予鋼材銷售價格直接補貼。1947年—1950年，日本政府對鋼鐵行業補貼總額高達916億日元，日本粗鋼產量由1946年的56萬噸快速增長至1950年的483萬噸，5年增長了近8倍。
歷經了5年價格“統制”后，日本鋼鐵行業供需矛盾逐步緩和，政府開始放開價格“統制”，推行自由市場價格體制，并自1950年開始連續3次實施“鋼鐵產業合理化計劃”，推動日本粗鋼產量由1951年的650萬噸增長到1965年4116萬噸，15年增長了5倍多。雖然在這期間日本粗鋼產量持續增長，但受原材料、供需形勢、流通環節等多種因素影響，日本鋼鐵企業經歷了多輪景氣往復的過程，政府、行業、企業進行了一系列聯盟、重組、價格等機制設計。
第二，推行“建值”與“市場”兩種價格。
1950年后，日本鋼鐵市場施行兩種價格機制。一種是“建值”制，即鋼廠與批發商在簽訂銷售合同時，提前2個月～3個月確定未來的銷售價格，鋼廠以此減少市場價格波動帶來的不確定性，批發商根據需求提前下單，并在合同中鎖定價格和供應時間，以保證產品穩定性。與國內鋼廠當前應用的“期貨價格”不同的是，“建值”制更強調在合同內提前約定價格和數量。同時，“建值”制并不在公開市場上交易，由鋼廠和批發商私下協商。
另一種價格機制是“市場”價格，主要是中小鋼廠跟隨市場變化確定的價格。
在“建值”價格機制實施初期，“建值”價格多高于“市場”價格，體現出大鋼廠的定價優勢及供需調節能力，但在后期日本鋼鐵企業形成大規模設備投資熱潮后，鋼鐵市場一度出現緊張局面，雖然日本政府通過免除鋼鐵進口關稅等措施來調整供需矛盾，但在供不應求的形勢下，“市場”價格高于“建值”價格，“建值”價格面臨較大壓力。
第三，推行“公開銷售制”“建值”“市場”3種價格制度。
日本“第二次鋼鐵產業合理化計劃”自1956年至1960年間實施，日本粗鋼產量由1956年的1110萬噸推高至1960年的2213萬噸。然而，好景不長，1956年末，日本鋼材市場開始進入供給過剩、買方市場階段。這也是二戰后日本鋼鐵行業面臨的第一輪景氣衰退期，市場價格大幅度下滑，鋼廠面臨較大虧損壓力，行業陷入嚴重蕭條，鋼鐵企業“內卷”十分嚴重。1958年6月份，日本通產省（日本當時的中央省廳之一）制訂了《鋼鐵市場對策鋼要》，開始施行“公開銷售制”，其核心目的是“在通產省的領導和行政干預下，調節供需關系，排除不正當價格，以圖市場穩定”。
“公開銷售制”由33家鋼鐵企業與相關191家批發商參加。雙方每月在同一場所召開訂貨會，鋼廠按通產省指示的生產量向批發商公開銷售數量和價格，賣剩的部分則另行定價，由批發商買下入庫。通產省負責針對這部分數量，發出減產勸告并監督減產及價格執行情況，以此調整供需平衡。
“公開銷售制”價格管理的作用與限制
“公開銷售制”作為日本推動鋼鐵行業度過蕭條期的一種機制，真正發揮作用不過一兩年，但在歷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并直接或間接推動了行業重組與鋼鐵產業政策的制定。該機制主要有3個顯著特點。
一是構建多方參與的“供需價”對接機制。二戰后，日本政府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反壟斷法規，“公開銷售制”在一定程度上屬“價格共謀”機制。為規避反壟斷，通產省、鋼鐵企業、批發商對“公開銷售制”組織、運行、監督等進行了精心設計。在組織機制上，成立“鋼鐵行情對策委員會”，委員長由通產省重工業局局長擔任，總會由通產省及所有相應廠家參加，下設綜合分會、品種分會、出口分會、商社分會、需求分會、供求分會等10個分會。在運行上，每月各參與鋼廠在同一場所向批發商現場公開宣布銷售數量、銷售價格并進行交易，但各鋼廠和批發商在場所內一律不能做橫向聯系。通產省根據場所內交易及剩余數量能掌握一定供需趨勢，從而形成對鋼廠的行政指導，推動鋼廠產銷自律，也未能觸發反壟斷法規。由此，這種機制實質上構建了一個鋼鐵品種公開產量、銷量、價格的披露機制，鋼廠得以依據市場需求情況在通產省指導下主動或被動增產、減產。
二是構建多方統籌的“增減產”自律機制。減產是鋼鐵行業快速解決供需矛盾的關鍵，但“減什么、誰來減”是最大的難題，這也是破除“內卷”的關鍵。“公開銷售制”在減產方面設計了3個方面的機制。首先，由通產省以行政指令、勸告形式來推動鋼廠減產，這種控制產量、調整供需平衡的手段具有強制性。其次，建立“剩余鋼材買進制”。參與“公開銷售制”的鋼材品種如未能達到產銷平衡，則先由批發商買進。日本的批發商多與鋼廠建立了緊密關系，批發環節的利潤基本鎖定，批發商在調節供需環節可起到緩沖作用。最后，成立“監視委員會”并建立處罰機制，以監督鋼廠生產與銷售的實際情況。1962年，即便在“公開銷售制”瀕臨解體之際，日本鋼鐵企業為應對蕭條紛紛邁出大減產步伐，仍引進了相互監督機制。
三是構建大鋼廠與中小鋼廠的“共進”關系。1958年，日本粗鋼產量雖然只有1211萬噸，但除7家大高爐鋼廠外，還有一批中小鋼廠，行業比較分散。“公開銷售制”首先征得7家大高爐鋼廠的同意，在此影響下其他26家企業均愿意參加聯合機制。在品種上，“公開銷售制”首先針對的是生產集中度低的“競爭品種”，其他集中度高的產品仍由各企業“期貨協議會”延續執行“建值”價格。當時，日本鋼材市場上大約40%為“公開銷售制”價格、38%為“建值”價格、22%按“市場”價格銷售。
“公開銷售制”初期取得了顯著成效，但1959年日本經濟驟然回升，鋼鐵市場迅速回暖、價格快速上漲，“公開銷售制”轉為只申報計劃生產數量、銷售數量，通產省只是針對性提出增產、降價勸告，“剩余鋼材買進制”亦不再執行，“公開銷售制”被迫轉為“繁榮公銷制”。1960年，日本經濟發展又出現停滯，鋼廠再度自行減產。針對反復的市場變化，“公開銷售制”為此進行了再度調整，即對主要鋼鐵產品的銷售價格進行申報，對生產數量、銷售數量進行調整。經過幾年往復，“公開銷售制”價格開始與實際成交價格大幅脫節，機制逐漸失效，于1962年底正式解體。
“公共銷售制”最終走向解體，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鋼鐵價格受多種因素影響變動過快。日本鋼鐵行業在產能規模增長之后，價格受鐵礦石、煤炭等影響過大，價格模式難以快速適應原材料價格的變動，對鋼廠盈虧影響過大。二是對違反規則的懲罰有限。對違反規則者，當時制定的政策主要有行政處罰和團體處罰，行政處罰是由通產省在報紙上曝光，團體處罰主要是停止交易（批發商）、停止原料供應（生產企業）等，但實際執行起來難以落實。三是市場環境變化過快。自1958年到1962年短短的幾年間，日本鋼鐵市場供需格局反復切換，“公開銷售制”本是應對蕭條期的策略，并不適應繁榮期，后續雖有調整但仍難以奏效。四是始終存在公正交易爭議。“公共銷售制”在討論之初，就有企業提出相關疑慮，在行業蕭條時期，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本著“特殊時期、特殊管理”的態度，并未給予過多干預。在制度運行后，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開始以附加條件等多種形式進行干預，如“不得提高價格”“不應公開價格”等。
“公開銷售制”對我國鋼鐵行業的啟示與借鑒
縱觀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的鋼鐵發展史，大都經歷了鋼鐵產業管制發展和市場自由競爭之爭，特別是鋼鐵行業陷入蕭條期時，爭論往往更加激烈。稻山嘉寬是日本現代鋼鐵業的先驅者之一，是“公開銷售制”的倡導者。他認為“只有自我克制方有自由可言”，主張“各自保持克制，便會成事順利”。
當下，國內鋼鐵行業發展階段已由“增量競爭”轉為“存量競爭”。對鋼鐵企業來說，一方面，過往的競爭策略大多難以奏效，競爭策略更應把握“破壞式”創新戰略（以美國紐柯“以小博大”為典范）、服務鏈轉型（以德國蒂森克虜伯轉型為典范）及極致效率成本戰略（以多家一流鋼鐵企業為典范）等策略；另一方面，應結合中國鋼鐵行業的特點，構建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防“內卷”協調機制，加快鋼鐵行業脫困。通過借鑒日本“公開銷售制”的得失，筆者對構建行業破除“內卷”協調機制有3點建議。
一是把維持“穩定的價格”作為重要目標。鋼鐵產品總體位于產業鏈前端，過高、過低、過于頻繁波動的價格均不利于鋼鐵產業鏈上下游有序發展、供需平衡。日本鋼鐵產業前期諸多政策的核心是維持“穩定的價格”，從“鋼鐵行情對策委員會”到“期貨協議會”等，都是以廣泛的、公開的協商方式來保持價格相當的穩定性。當下，國內鋼鐵市場從上游原材料到下游產成品，已經形成了全球最復雜的體系，定價體制的金融化程度較高。在這種形勢下，建立“穩定的價格”相關機制，不僅要構建產業鏈上下游聯動的信息共享與戰略合作機制，還要探索建立更加智能化、數據驅動的價格大數據平臺，對市場需求、生產成本、產業形勢等多維度數據進行實時監測與分析，提前預警價格波動，給予產業決策支持。
二是把調動政府和市場兩種力量作為機制的發力點。日本鋼鐵產業能數次走出困境與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從“公開銷售制”到1978年制定《特定產業安定臨時措施法》，日本政府專門針對鋼鐵等“結構性蕭條行業”給予支持，大力協助行業處理過剩設備，具體支持過剩企業處置人員失業、稅收等問題。但政府與市場的平衡是一個難點，需要權衡各方利弊。一方面，政府在強化宏觀調控作用上，特別是在處理過剩產能、支持企業轉型升級、解決人員失業與稅收問題時，可以進一步精準施策、避免“一刀切”。同時，可以充分利用市場機制，鼓勵企業通過技術創新、管理優化等方式提高競爭力，實現優勝劣汰。另一方面，可以著力探索建立鋼鐵行業產量預警系統，利用經濟手段引導企業主動調整產量、減少無效供給；同時加大對綠色、低碳、智能化轉型項目的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支持力度，有效引導企業加快轉型升級。
三是把不能觸及“法律紅線”作為機制的底線。在反壟斷法和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背景下，機制設計應嚴格遵守法律法規，避免壟斷行為，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在此基礎上，機制設計還應加強企業間的相互監督與自我約束，共同提升行業整體素質，這也是機制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此外，機制設計還必須考慮國際合作與競爭，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貿易規則，共同推動鋼鐵市場穩定運行。
今年前3個季度，我國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累計虧損341億元，預計第4季度難以填補這一虧損，行業整體形勢已然更加嚴峻。非常時期應當采取非常之舉，應對鋼鐵行業的危機挑戰，亟須廣泛吸取國內外、產業內外的應對策略，在政府、行業、企業3個層面構建應對協調機制，以價格穩定為核心，政府與市場“雙輪”驅動，法律合規與自律機制并重，合力推動鋼鐵行業扭轉局面，向更高質量、更高效率、更加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本報首席專欄作家 賀宗春 （日本五金礦產株式會社張爍、李楠對本文亦有貢獻）
